抗战时期八路军最大规模的主动出击——百团大战争议问题之我见
1940年，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丰硕、影响极大的重大战役。长期以来，百团大战一直是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值此百团大战胜利8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笔者试从以下4个方面谈几点认识。
形势预判问题，即有无必要组织这次战役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1940年五六月间，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德国在西线与英法联军爆发大战，意大利也宣布对英、法宣战。6月14日，巴黎失陷。6月24日，法国正式向德、意两国投降。欧洲战局发生的巨大变化震惊了整个世界。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步步紧逼，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力图迅速结束“中日事变”，以便加快南下步伐，占领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5月以后，日空军连续3个月对重庆实施猛烈轰炸。6月12日，宜昌失守。6月18日，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封锁了滇越铁路；英国为避免日本同德国结盟，也接受日本的要求，于7月15日封锁了滇缅公路，就此截断西方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物资运输通道。一连串的事件使蒋介石颇为恐慌，在日本政府的政治诱降下，重庆政府与日本侵华派遣军开始在香港、澳门进行秘密“和谈”，并就举行蒋介石、汪精卫、坂垣征四郎三人会谈一事达成初步一致的意见。
由此，八路军总部作出预判：“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的消息，因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当时，共产党内部对国民党投降危险的估计更为严重，认为“空前的困难时期和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国民党内部的再分裂，新的汪精卫派的产生，已经不可避免”。正是根据这一形势的估计，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提出：“我军应积极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展开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成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局势好转。”
从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看，从1939年入冬起，八路军在敌后的形势，正如彭德怀指出的，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顽军趁敌“扫荡”之机实行“军事反共”；日军复趁国民党向我进攻之际，大肆增修铁路、公路，挖壕筑堡，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对我构筑“囚笼”，切断我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断绝我山地、平原的物资流通，缩小我军活动回旋的地域。对于横贯太行山脉，连接同蒲、平汉铁路的正太铁路，日军更是密筑据点把守，号为“钢铁动脉”，作为其“囚笼政策”的主要支柱。我根据地逐渐被切割、“蚕食”而日趋缩小。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专门下达以破击正太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对华北敌后形势作出如下分析：“敌寇依据各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加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彭德怀后来在《往事回忆》中也提到：“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重威胁下，甚至有动摇投降者，造成了根据地缩小和部队给养困难。”这种“囚笼政策”给我军民带来日益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晋冀豫军区首长都曾提出破击战、交通战的设想，并付诸实施，如从1939年冬到1940年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发动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役就有4次。
因此，从国内抗战形势到华北敌后抗战形势都极端危急，再不打一仗，国民党和日本就有媾和的危险，华北敌后战场就有被“蚕食”乃至消灭的危险。
组织纪律问题，即大战是否经过中央批准
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反对国民党投降，振奋抗战军民，1940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当前时局存在空前的投降危险”，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人民军队，“而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
于是，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命令的抬头写有“聂、贺、关、邓并报军委”，而且，据查到的发送至延安的电报收文原件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的这份命令已于22日当天抄呈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张闻天）等10余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另外，彭德怀、左权于8月22日午后发出的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央军委。延安方面在收到这份文电后，即送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收阅。当年的收文送阅单保存完好。这就证明电报并未漏发漏送。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也曾指出：“百团大战，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我党我军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
战役正式发动后，中共中央机关报逐日发表战果报告。8月31日，彭德怀将乘胜扩大战果的设想发电汇报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同志。9月2日，彭德怀又将第二阶段作战主要攻击目标电告毛泽东、朱德。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指示》，提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到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大战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毛泽东和其他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还都参加了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并发了祝捷通电。
因此，百团大战不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相反，它始终是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
那么，从上报军委的7月22日到战役开始的8月20日，将近一个月时间，延安为何不作指示？原因是八路军总部有权部署对日军的作战。朱德与彭德怀、左权签发的预备命令，从手续上看是正确、符合程序的。因为是预备打仗的命令，对下级来说，是要做好必要准备工作，不会出现接到预备命令就马上打响战役的现象；对中央来说，就是请示打不打之意，当然朱、彭、左的意见是坚决要打的，中央如果不同意，完全可以制止，中央没有表态，实际上就是表示同意。聂荣臻后来对此问题作了佐证：“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与此相对应有这样一个例子，百团大战还未结束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1月底在苏北曹甸地区组织了一次旨在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役。在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到电报即迅速回电提出了不同意见。此后，延安和苏北之间来往磋商的电报相当频繁。以这两次相隔不久的战役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苏北战役是反顽战役，政策性强；而百团大战是打日军，战略区的负责人有权作出部署，军委不表态就是默许，即同意。
军事指挥问题，即此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明确了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和集中兵力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关系。因此，从战略层面上讲，百团大战并不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提出者和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战役结束后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次战役。相反，他给彭德怀发电时曾激动地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12月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这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百团大战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
同时，从战役战斗层面来讲，此次战役确有超过敌后战场战略防御限度的问题。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当把重点转入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之敌伪据点后，我军不仅组织了一般的攻坚战，而且对坚固设防的城镇，在敌人有准备的情况下，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攻坚战。对晋东南晋城的包围战就是一例。1940年9月12日，八路军包围晋城，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一度突入城内，与日伪军进行了激烈巷战，但是这次战斗没有全歼守敌。此后，八路军与日军在晋城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夺战，这样的胶着状态持续了约一周。9月19日，敌人一部分突围；20日晨，八路军再度突入城内，与敌人反复冲杀，肉搏巷战，可是这次仍未全歼守敌。之后，包围晋城的八路军又几度冲入城内，但终未攻占该城。至9月29日，八路军才撤离包围。这种情形，正如彭德怀自己所说的那样，在破击战役后期，“有些蛮干的指挥”，使我军“疲劳和伤亡过多了一些”。聂荣臻也指出了百团大战的这一问题：“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由于战役的第二阶段采取了与我军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作用效果问题，即此战是否使八路军“引火烧身”
关于百团大战的结局是否“引火烧身”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起敌人的重视，从而导致日军对解放区实行更残酷的“三光政策”和更疯狂的“扫荡”，造成1941年至1942年我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的空前困难局面。
应当指出，1941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原因有很多方面。
首先，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来说，都是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法西斯气焰正炽，特别是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部后，开始进攻苏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属地的进攻。日军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要求是彻底占领，将其殖民地化，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充当“兵站基地”，这才是1941年后敌后空前困难的根本原因。正如彭德怀1942年4月在野政宣教会上讲的：“在华北，敌人不仅对我根据地的毁灭至一瓢一碗之细，对其占领区的掠夺，亦搜刮至一线一米之微。”
其次，在中国战场，当时的华北地区是日军的“围剿”重点。华北资源丰富（特别是具有日本极缺的煤炭资源），是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的沃土，且其介于东北和华中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可控制渤海湾，南可挥师中原、直取华中，西可图谋大西北。因此，日本对华北不断实施“扫荡”和1940年后对其占领区域实施愈来愈残酷的“治安肃正”。可以这样讲，日军对华北地区的加紧“围剿”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上所作的报告，已正确预见到百团大战的胜利可能会使华北的斗争更趋于严重。他在报告中指出：“这当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后方的压力，减少招降的危机。今天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他还告诫大家“要防止骄傲轻敌”。这番话表达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预见性、牺牲精神和全局观念。1944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相持阶段以来抗战的情况时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达5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彭德怀和毛泽东的这两段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百团大战确实是刺激了敌人，即使没有百团大战的刺激，敌人也是不会对中国人民发善心的，残酷的“扫荡”“蚕食”“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照样会加到华北军民的头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同样，对于这次战役的评价，不能离开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担负的任务。百团大战是我国革命战争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对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主动出击，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