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什么要坚持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将“抗日反蒋”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政策
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公开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经过长征，虽然红军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数大减，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前后，共产党的生存发展也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配合，对于顽固反共的蒋介石来说，要使其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杨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不但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西安事变后不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全民族抗战伊始，党中央就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国共关系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03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错误观点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坚决抵制。1938年7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