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如何探索出来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他们掩埋完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爬起来又继续战斗。
1927年8月1日，南昌武装起义爆发。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非常著名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刚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将夺取中心城市作为目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也是打算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但是，敌强我弱的形势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而城市又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因此，起义军多数未能实现夺取城市的目标，个别的武装起义虽然一度占领了城市但也无力坚守，只得放弃。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只能将起义军转入农村，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先在农村积聚力量，待有条件时再进攻城市，这实际上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始。
但立足农村搞革命，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新生事物，就是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也未曾有过先例。因为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没有按照预定计划攻打长沙等原因，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开除了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可见，探索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是多么艰难。
到1928年秋冬之际，为了对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实践进行回顾总结，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虽然还没有把农村作为革命的中心，但已经对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民自然成为中国革命主力军。因此，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把红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党员和红军的来源大部分是农民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这就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
当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革命道路，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强调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是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使得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存在的“城市中心论”等错误认识并未纠正。
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六大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中心论”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全党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了清醒认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失去了市场，开始有了中国革命必须也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自觉。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占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只要一提是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而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农村则是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环节，中国革命必须将重点放在农村，先在农村积聚力量。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和地域广大，又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成为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