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肩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不仅是一段佳话，更是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二人思想发展的结晶。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相约建党并非偶然，而是二人从相识到思想高度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建党活动的一个过程。
李大钊与陈独秀最早相识于日本。陈独秀在日期间一边学习，一边帮助章士钊从事《甲寅》杂志的编辑等工作。李大钊虽然未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经常向该杂志投稿，亦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通过《甲寅》杂志这个媒介，二人逐渐相识。不久，陈独秀于1914年11月10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引起了人们的非议。陈独秀主要发泄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悲观失望的情绪，认为中国的内患不仅在政府，而且人民群众亦“无建国之力”。针对陈独秀的这种观点，李大钊则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于1915年8月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一方面对陈独秀的文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方面亦对其给予了善意的批评。由此二者由相识开启了学术与思想的争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友谊，成为二人回国之后奋斗共事的基础。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之后不久，于当年的9月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此后改名为《新青年》），该杂志的创办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时远在日本的李大钊虽然不能参与这一洪流之中，但是一直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对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十分赞赏。李大钊在日本撰写的《青春》一文，正是对陈独秀的遥相呼应。李大钊回国之后，即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新青年》，陈独秀则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并亲自撰写了《新青年》一文，与李大钊的文章相匹配。一方面可以看出，李大钊撰写《青春》一文，既是李大钊对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全力支持，一方面亦道出了二者在思想上的惺惺相惜。
陈独秀于1917年初受聘于北京大学，陈到北京就职后，就将《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亦由上海转移到了北京。李大钊从日回国后，在章士钊的介绍下，亦进入北京大学任职，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由此开启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合作共事乃至为着共同目标的奋斗时期。陈独秀在北大期间，团结了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到《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李大钊不仅是《新青年》杂志的轮流主编，亦是该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来往日益频繁，陈独秀常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随着李大钊对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深刻认识，尤其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首先扛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其借助于《新青年》这个舆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继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地歌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英、法、美等为主要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了针对战败国的分赃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枉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消息传到中国之后，群情愤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与陈独秀亦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之中，并在这场爱国运动之中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19年6月11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散发这份宣言的传单，在此过程中陈独秀不幸被捕，李大钊亦被北洋政府列入了黑名单。李大钊克服种种困难，一方面积极营救陈独秀出狱，一方面仍领导着这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并在过程中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的撰写标志着李大钊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多方营救之下，陈独秀出狱，出狱之后的陈独秀思想上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亦完成了由一个初期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是共同的斗争实践，使得二人心灵相通，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开始商讨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相约建党
1919年9月，在多方的积极营救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面对好友的出狱，李大钊作了一首《欢迎陈独秀出狱》的白话诗表达了当时无比兴奋的心情，即“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与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此诗既表达了李大钊对陈独秀出狱的欣喜之情，亦展示了在李大钊及陈独秀的共同奋斗及影响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像被风吹散的花草种子，吹向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
出狱之后的陈独秀逐步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转变，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对《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进行了调整，不再实行轮流主编，而是由陈独秀自己勇挑重担，担任该杂志社的主编。此外，《新青年》的宣传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卷的《本志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要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实行劳动工作，不要使无产者受苦，有产者安享无产者的劳动成果等。由此可见，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在该宣言中表示永不加入那些拥护少数人私利和一阶级利益的政党，并和过去的政党断绝关系，显而易见，陈独秀在此时已经有建立一个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政党的愿望。
陈独秀出狱之后，一方面辞去了在北京大学的相关职务，另一方面仍住在他在北京的池子寓所，但是北洋政府仍对其进行了监视。后因故秘密到上海做演讲，在回京的过程中受湖北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又绕道武汉给湖北人民作了一次演讲，国内的大小报刊对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的主要内容以醒目的字眼进行了刊载。这时北洋政府才知道陈独秀已经出了京，于是加派警察在陈独秀的北京池子寓所附近，以便陈独秀回京之后对其相机缉拿。李大钊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就派人先到北京西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风头，然后再护送陈独秀出京。在护送陈独秀出京的问题上，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亲自护送好友出京。鉴于陈独秀是南方人，容易露出踪迹，于是李大钊就打扮成一个北方商人的模样，让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并雇了一辆骡车，以到天津收账的名义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两人在前往的天津的过程中，就关于建党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磋商，于是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谈。陈独秀到达天津后，乘坐轮船到达了上海。根据二人的在路途中的商议，二人不约而同地加紧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诞生
陈独秀到达上海之后不久，便形成了以陈独秀在上海为中心，以李大钊在北京为中心的筹划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局面，二者虽然所处的地域不同，但却遥相呼应，积极联系，为筹建无产阶级政党而积极奔走。首先由李大钊于1920年3月在北京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骨干，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此外，陈独秀一方面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则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亲身支持和参与了工人组织的工会，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了在五四运动之中涌现出来的进步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南北各自成立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一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创造了舆论、思想和组织基础，加速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亦积极关注中国事态的发展，并派代表来华协助陈独秀等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相关事宜。在俄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协助之下，陈独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就写信告知李大钊关于上海建党的情况，并热切期盼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相关的党组织。李大钊接到陈独秀的信之后，即毫无保留地同意陈独秀的相关意见，于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但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却费尽了周折。起初为了不刺激其他人士，陈独秀一度将即将新成立的政党称之为社会党。但究竟用共产党或社会党，这是早期党组织成员一直犹豫不定的一件事情。根据张申府的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这里的李守常即李大钊。张申府收到陈独秀的信之后，立即将陈独秀信中的大致意思向李大钊进行了汇报，并与其商定关于新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二人商定的最终结果，即叫共产党，并认为这也是第三国际的意思，并给陈独秀回了信。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建党方面，抑或是在党的名称方面，李大钊与陈独秀都进行了密切的沟通，这亦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