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一切为人民。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无数革命先烈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先烈，被毛泽东评价为“坚决革命的同志”。作为红军高级将领，他率部与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直至壮烈牺牲，时年42岁。尽管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河西走廊，但是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没有为人民所忘记，他的英雄事迹至今令人感动钦佩。他的名字叫董振堂。
不恋荣华富贵，一心向往光明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聪颖，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
1931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12月14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时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只有2.8万余人，第26路军1.7万余人，比红一方面军一半兵力还要多。加之当时又处在第三次反“围剿”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前线起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意义十分重大。
起义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除了对国民党军队造成心理打击外，也鼓舞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的精神士气。1.7万余人，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2万余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使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了及时补给。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带来的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使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后来，董振堂亲笔撰写了《宁暴经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董振堂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不贪恋随手可享的富贵荣华，却选择了一条“吃苦受累”的艰辛之路，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誓将工农劳苦群众解放到底，在这条人间正道上奔走向前。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带头撕掉了国民党军的帽花、胸章、领章，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作为土地革命时期标志最高荣誉的一种奖章，红旗勋章所嘉奖的是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由此可见，董振堂为革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
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捐出这么多钱的行为，在红军中传开，也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在毛泽东的百般劝说下，他才留下300块银元，其余全部作为了党费。
虔诚做殿军，甘当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长征。董振堂所率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有6.4万余人，而在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5万人左右。
当时，红军过湘江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林彪率红1军团为左路，彭德怀率红3军团为右路，两个军团前头开路；罗炳辉率红9军团在红1军团之后跟进，周昆率红8军团在红3军团之后跟进，两个军团掩护左右侧翼的安全，军委纵队居中，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殿后。
经过湘江战役，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长征路上，董振堂亲率红5军团殿后。面对敌人重兵围堵、步步追击，董振堂的压力与艰难可想而知。1935年5月，在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万多名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在战火的洗礼中，董振堂与他指挥的红5军团，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作战风格。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流血和牺牲就是为孩子的未来
董振堂戎马一生，历经多次恶战，一直随军战斗，与家人分离。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5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5军被编入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1937年1月12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敌人浴血苦战九昼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最终，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他的遗骸，虽百般努力，终无所获。他甚至连照片也只留下了一张。当年，日本鬼子抄家，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权偷偷地将叔叔的照片藏在董家老宅院的墙缝里。新中国成立后，董光权回到老宅院，从残垣断壁的墙缝里将照片找了出来。取出时，照片下面的三分之一已经霉烂，多半身像已变成了半身头像。这张黑白半身照片，还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面对敌人，董振堂从来没有退缩过；关于信仰，董振堂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于生死，董振堂早已置之度外。他从来不跟组织讲条件，哪怕受了委屈，也毫无怨言。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与敌人以堡垒战对堡垒战，遭遇惨败。丢掉广昌后，董振堂提出，不应该以红军血肉之躯去攻打敌人的碉堡，结果李德大怒，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董振堂和彭德怀等人的身上。
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玩起了“反间计”，在战场上丢些材料，说董振堂要“反水”，拉队伍重新回到国民党阵营。关键时刻，董振堂仍然坚信我们党，最终党组织也证明了他的清白。
我们一直在探寻董振堂入党参加革命的初心。他一生革命，到底为了什么？他将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值得？也许，下面的这件小事就是对他光辉一生最好的诠释。
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北上长江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临产。当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陈慧清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因为难产，她痛得在地上打滚，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她的身边只有几个小战士，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别说手术，连最基本的消毒和药品都没有。
董必武和修养连连长侯正焦急地守候在一边。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告诉董振堂，这里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
眼前的困难让董振堂有些揪心，也让这位素来精于指挥作战的老兵难以抉择。他明白，想摆脱敌人不难，但这兵荒马乱的，原本就难以保证陈慧清母子平安。如果要确保母子平安，就必须延长战斗，因为要是敌人的援兵赶到了，就会有更多的同志流血牺牲。
考虑再三，董振堂咬紧牙关，下定决心。他立即找来39团团长吴克华，告诉他说，“生孩子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多长时间！”吴克华坚定地点了点头，重新投入到激战之中。
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与红军将士一起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可是，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两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
孩子终于出生了，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却倒了下去。部队急于摆脱敌人，陈慧清也因身体虚弱而昏迷了过去。不久，陈慧清苏醒后，知道了一切，心中无限酸楚和愧疚。
战斗结束后，一些目睹战友流血牺牲的战士对陈慧清颇有微词，经过她身边，都露出不友好的神情，甚至怒目而视。有人抱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听到后大发雷霆。他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董振堂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悔为革命，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困窘的生活，为了给孩子们创造美好的明天，他舍弃了外在的荣华富贵，离开家人，没有给爱人和子女留存财富，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不惧艰险，战死沙场。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曾深情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2009年9月，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追忆先烈，崇敬英雄，正应其时。董振堂对党忠诚，他的精神和事迹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向前，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