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学社在《民国日报》刊登招生启事，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名额无多”，广招有志学习者速来报名。
经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16岁的任弼时来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现淮海中路567弄6号），他遇见了刘少奇、萧劲光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大家在此同窗学习。
那时，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
在学社，任弼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学们还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社会活动，参加创办工人夜校、办工会、办工人刊物、油印与散发革命传单等进步活动。
从1921年春开始，学社学员分批赴俄学习，成为我党第一批苏俄留学生。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刘少奇等人从上海坐邮轮，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
为消除父母对游子远行的担忧，任弼时在家书中写道：“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时局动荡，求学之路异常艰险。途中任弼时还因感冒发烧，被怀疑为鼠疫患者，被日本占领军扣留，后成功脱险。从1921年5月中旬出发到7月9日，前前后后走了近两个月，任弼时等人终于抵达莫斯科。
同年8月3日，任弼时作为第一届学员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他将本名“任培国”改为“任弼时”。
当时的苏俄还处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局势艰难，粮食短缺，每天食不果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怀着救国之心，任弼时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填写团员调查表时，对于回国后干什么，他非常谦虚地认为自己学得还不够，但如果回国，“至少也要到工厂去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表明了他的志向和决心。
1922年12月7日，年满18周岁的任弼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7月23日，任弼时结束在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与陈延年等人启程归国。在苏俄学习的三年里，受革命环境的熏陶，任弼时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青年最亲密的导师”
1924年，回国之初，任弼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的编辑员，和张伯简、邓中夏等负责《中国青年》的稿件编辑工作。
1925年前后，任弼时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围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辟世”“辟时”“弼实”“辟古”等笔名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上海成都路福康里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任弼时夜以继日地为刊物写稿。他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多篇理论文章，向青年介绍马列主义、苏俄革命及青年团理论，传播革命真理，成为广大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几十年后说：“我们是先读了任弼时的许多文章，后才认识这个人的。”
1925年1月，在团的三大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5月初，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由任弼时代理团中央局总书记。
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对日商欺侮中国工人的二月罢工，团中央发动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的同文书院、沪北公学、政法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起来声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弼时签发团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号召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6月13日，团中央发布《告全国青年》书和《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与此同时，任弼时又在《中国青年》第81期上发表《上海五卅残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指出：青年学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只有和工农打成一片，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才能取得民众的大多数，才能有革命事业的成功。
在五卅运动中，任弼时始终站在斗争阵地的最前沿，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勇敢前进。毛泽东评价五卅运动是“空前的反帝运动”。
经过五卅运动，全国团员人数由1925年1月的2400多人发展到9月的9000多人，增加了2.7倍。同时，共青团向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
当时才20来岁的任弼时，由于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凭着年轻气盛的一股韧劲，在真理面前，当着陈独秀的面也敢提反对意见。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带来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这与陈独秀的主张相反，遭到陈独秀的粗暴压制，最后甚至失态冲上前去，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即使如此，任弼时也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随后，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刚刚遭受了大革命失败痛苦的党内同志深感任弼时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坚持真理的勇气可嘉，年仅22岁的任弼时被选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自1924年9月参加团中央工作开始，到1928年7月团的五大选举新的团中央局领导成员止，任弼时在革命斗争最激烈、形势变化最无常的四年中，多数时间主持团中央工作，按照党的指示，统领全国青年运动。朱德曾为他题词：“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
1948年，《中国青年》杂志在河北平山复刊，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指导《中国青年》复刊工作。他制定了《中国青年》的出版方针，刊物的编辑计划和第1期的全国稿件，也都经过他亲自审阅。为了让第1期《中国青年》尽快与全国青年见面，任弼时经常深夜还在灯下一字一句地审改稿子。1950年10月，任弼时满怀热情写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一文，高度赞扬了《中国青年》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办好这个刊物的方针、任务。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逝世，这篇文章成了他最后的遗文。
1950年11月，《中国青年》杂志专门出版“任弼时同志纪念专刊”，在专刊上发表了“任弼时遗墨”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给他的题词及多篇悼念文章。
“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从年少求学到投身革命，任弼时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经过革命实践的长期磨砺，成为党的卓越领导人，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书记。
生于1904年的任弼时是当时中央五大书记里最年轻的一位，却也是身体最差的一位。革命年代，他几次被捕受尽酷刑；长征途中，他的身体严重受损；解放战争时期，他拖着病躯艰苦转战……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回答：革命尚未成功，我怎么能停下来不工作。叶剑英称：“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任弼时孱弱的身体甚至无法支撑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临开国大典，他只能守在疗养院的收音机旁倾听这一伟大时刻。
1950年10月1日，身体有所好转的任弼时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周年庆典，稍稍弥补遗憾。仅仅20余天后，任弼时因病在北京逝世，时年46岁。
10月30日，在首都各界追悼任弼时同志大会上，他年少时的同窗、革命中的战友刘少奇发表了深情讲话——
“弼时同志从十六岁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逝世那天止，在整整三十年间，埋头工作，不计地位、名义，不顾严重病情，以全部精力从事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他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